一个被丈夫扬言杀害的女性，真的无处可逃吗？

一起事先被预告、被预判的杀妻悲剧，最终还是如期发生，这是长孙苗苗案最令人窒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。个案的罪恶归于施暴者，但悲剧的底色绝非单一的恶。记者黄依琳在《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妻案》中，跳出刑事案件的审判视角，不再局限于追责凶手，而是撕开了悲剧背后的层层病灶。

正如文中所言，这是一场近乎公开的凶杀，人人知晓风险，却无人真正兜底。家人的认知局限、亲友的无力旁观、环境的思想禁锢，共同织就了困住受害者的无形牢笼。施暴者的偏执巨婴心态、家族的纵容包庇，让婚姻困境彻底演变成致命危机。

记录悲剧，从来不是为了渲染绝望。

《记者说》落笔于此，既是复盘漏洞、叩问现实，更是打破沉默、警示社会。

——编者按

| 从不相信到迷茫

2024年12月，32岁的陕西女性长孙苗苗因为“闹离婚”被丈夫张鑫杀害了。

她先是被殴打、踩头，12下，又在被撞向一旁的石头墩子4下后陷入昏迷。七个小时后，她被扛起来扔下土崖致死。而在此之前，她还没有死。

很快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，张鑫被逮捕、起诉。今年五月开庭，目前还未宣判。案件本身并不复杂，我也相信最终会迎来公正的审判。

但在审判之外，我更想追问的是，苗苗早半年前就预见到自己被杀害，为什么还是没能避免一死。

难道真的是无处可逃吗？

我不相信，于是想通过复盘整个出逃的过程，搞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

首先，苗苗尝试过报警。因为没有采访到警方，我无法确知苗苗因为被家暴，到底报过几次警。但很明确的一次，是发生在2024年8月，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发生后的第二天。前一天，她被张鑫拉到了临县的一个沟边，拿刀威胁她，如果要离婚，就把她杀了。

报警录音里，苗苗很害怕，她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警方，甚至要求能否把她关起来也好。但警方说，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。

一位当地的民事律师告诉我，报警的首要作用是在当下保护当事人的安全，假如对方动手较严重，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对施暴者进行惩罚。但苗苗报警发生在危险已解除时，很难说，在走访了张鑫家之后的民警，对苗苗的恐惧又有多少了解，毕竟连其家人也未必清楚地知道张鑫到底有多危险。

离婚案也是如此，苗苗起诉过两次，一次被法院“劝退”，一次开庭了但被驳回。

上述民事律师对这个现象也有一套解释。他说，首先问题出在证据不足，两张照片很难说明长期家暴。其次，除非法院认为家暴非常严重，否则一般都是“劝和不劝离”。

那么还有最后那个见到苗苗的医生呢？他是否也可以阻止悲剧发生？当张鑫和姐姐带着昏迷的苗苗来医院，谎称是从楼上摔下来时，医生是否会有疑问，是否可以根据医学常识判断，苗苗是被殴打成这样的。

他可以转头去报警，或者阻止张鑫带着她走吗？但我转念一想，医生在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任务是治病，他们也似乎没有“义务”这样做。这样的质问，是否也是一种苛责呢？

大姐提议把苗苗送到医院。他们先是去了小诊所。诊所的一位医护人员对警方回忆，那天上午一位女士推门进来，就问了一句，这里能不能缝合，听到缝合不了，转身就走了。

这一路上，他们经过了几家三甲医院，都没进去。最终在咸阳市一家民营医院停了下来。结合几位医护人员的证言，当时苗苗坐在轮椅上低着头，用羽绒服的帽子盖着，头顶的头发被血迹浸染，“也不吭气儿，双腿抽搐。”

监控录像显示，医生和护士匆匆忙忙，但张鑫和大姐并不着急，慢慢地走。坐诊的医生对他们说，病人瞳孔散大，情况不太好，需要呼叫120立即转院。张鑫说不用，可自行转院。

最后我发现，谁都“没有义务”这样做。

采访越深入，找到更多的人，就越感觉到那种窒息。一个被丈夫扬言杀害的女性，只能看着生命倒计时绝望地等死？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代入我自己，可能也跑不掉。

一个想法闪过脑际，那稿子还要怎么写呢？或者，写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一时，我陷入迷茫。

| 背后还有“凶手”

我还在设想几种可能性。

假如，苗苗谁也不求助，自己跑得越远越好，是否就可以避免悲剧？

可是路又一次堵死了。

这种建议她不是没有听到过，其他几位朋友也出过类似的主意：先到一个张鑫找不到的地方，找个工作，过两三年，那时没有事实婚姻，离婚也好办了。但得到的回复都差不多——舍不得孩子，不敢跑太远。这就是她的致命弱点。

带着孩子一起跑呢？她的所有亲友都用设问回答这个问题，怎么跑呢？孩子还在上学，苗苗赚的钱只能养活自己。

如果她能早点告诉娘家人呢？家里的几个男性，不能提供保护吗？这个问题，我也问了很多人。一个采访对象反问我，“你还没结婚吧？”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这话里是什么意思。她给我解释，“媳妇这个词是个独立的个体”，嫁出去是泼出去的水，娘家又能插手到多大程度呢？

我一听，冷汗就下来了，想起马尔克斯的名篇《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》。

这是一个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小说，讲述的是一桩发生在1951年哥伦比亚小镇的谋杀案。富家青年米格尔与玛格丽塔新婚夜，发现妻子并非处女，按当地“维护家族名誉” 的传统，将新娘退回娘家。新娘被母亲逼迫，指认风流的卡耶塔诺是玷污自己的人。新娘的两兄弟为洗刷家族羞耻，四处放话要杀死卡耶塔诺，全镇居民几乎人人知晓杀人计划，却无一人有效阻止，最终卡耶塔诺在家门口被乱刀杀害。

这个悲剧的背后，和拉美乡土传统、愚昧的贞洁观、集体冷漠的社会顽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想到这里，我才重新找到书写的意义。

悲剧的核心不单单是凶手，还有周遭陈旧的世界和“害人”的封建思想。“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”，一个受访对象曾这么告诉我。

| 写到悲剧不再发生

最后苗苗躺在殡仪馆里，已经不像样子，鼻子扁了、脖子青了，都没张完整的脸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也没能回家，被葬在了婆家的墓地。理由是，她已经是嫁出去的姑娘，户口也不在娘家这边。

苗苗也试着和婆家人探探口风，但公公不允许离婚，并撂下狠话：“生是我家的人，死是我家的鬼。”

这些话似乎应验了。苗苗死后，她被葬在了婆家的墓地。长孙娟莉曾强烈反对，提出要把妹妹葬在娘家，但是，被老一辈人阻止了。

在现代社会看来，这多么荒诞。可是这个结局又似乎折射了一个残忍的现实，这些腐朽的思想，不会因为一起悲剧，一篇稿子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这样的稿子我们还应该继续写，不停写，直到再也没有类似悲剧发生为止。

我希望读者也不要过分苛责苗苗的家人、朋友。他们也生活在这样闭塞的环境里，摆脱不了思想的局限性。在悲剧发生前，的确很少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苗苗的表舅妈，谈起苗苗时泪水涟涟，一双布满青筋的手不断地颤抖。也许愧疚曾吞噬她，她曾问过苗苗钱够不够用。还以为她过得不错，吃穿不缺，孩子也抱上了。但她没有想到问题不在物质上。“他们那代人受苦受穷怕了，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层面。”苗苗的哥哥长孙增理解释。

她至今仍有疑问，张鑫为什么打苗苗，“孩子那么大了，还打她干什么？”她的意思是，如果女方没有生育能力，丈夫打她虽然不对，但尚可理解。

案发前两天，长孙苗苗和朋友的聊天记录。

采访的那几天，我在永寿县城和苗苗婆家、娘家往返了数次。路上总是阴天，层山锁隘、交通不便，给人与世相隔之感。路上我和一个女性拼车，聊起了这个案子。这天她正从县上回家，一边听我讲，一边起了鸡皮疙瘩。不断重复着“好可怕”，她说，因为悲剧离得实在太近了。

| 很遗憾，我无法对罪犯提问

开庭的那天，我见到了张鑫。

苗苗的家人都用“杀人犯”“恶魔”来指代他。但老实说，他长得并非穷凶极恶，不像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家暴男。

他在庭审上说，案发那天因为情绪激动，失去理智，才殴打了苗苗。他的这个说辞，我愿意相信是真的。我不想给他犯下的罪辩白。但我仍努力理解，一个人为什么要用如此极端的手段杀害妻子，宁愿犯罪也不愿离婚？

采访他的三姐时，我获得了一些信息。

案发前半年，苗苗出走后，张鑫很焦虑，昼夜颠倒，夜里还要出门去找人。那段时间，他也给苗苗娘家的各种亲戚打电话，一天一个，通话时间常常以小时计算。

很显然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婚姻，也缺乏对情绪的控制能力。

张鑫是父母的“老来得子”，在家里很受宠爱，脾气也不好。他的父亲也通过暴力让母亲屈从。苗苗说过，挨打的时候，张鑫父母在跟前，没有阻拦。不止一个信源告诉我，张鑫从小爱打架。

在我的理解里，张鑫似乎是一个30多岁还没有长大的巨婴。比如他想要一个气球，但别人告诉他，你已经失去得到气球的机会了。但他偏要得到，视而不见面前的诸多屏障，他宁愿摧毁它们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获得。

家人也在他的焦虑上添了一把火，助长了他一定可以得到“气球”的底气。他们告诉他，无论如何要把苗苗找回来。在苗苗第二次起诉离婚时，张鑫的七八个家人堵在门口，不让苗苗和律师离开，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解围。案发前两天，张鑫的“后援团”再次出现，一群人拉扯着苗苗上了车开到了村里，直到苗苗娘家人报警才最终散去。

甚至案发那天，张鑫把苗苗打昏迷后，他的家人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张鑫的伤害行为提供了帮助。在5月26日的庭审上，张鑫的父亲、姑父、大姐、三姐出现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席上。

回县城后，张鑫联系了三姐，让对方准备一些救治用品，生理盐水、理发推子等。接上三姐后，车往老家村里开去。到家后，他发现妻子浑身冰凉，手指发青，鼻孔被血痂堵住了。他摸了摸苗苗的脉搏，趴在她胸口上听了一会儿，“以为她已经死了。”

事实是，长孙苗苗当时没有停止呼吸。一份尸检报告显示，其多处伤口，如头面部多处皮下出血等，虽较广泛，可致人丧失意识或自主活动能力，但不足以致人立即死亡。

在三姐的证言中，她回忆看见张鑫把车开到一处几十米深的土崖后，拉开车门，把苗苗扛到自己肩上扔到沟里了。后来的尸检证明，人是被摔死的。

很遗憾，我所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多，也没有办法到监狱对张鑫进行提问。但如果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会问他，你懂不懂什么是爱，什么叫尊重？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，却很难回答的问题。我想，如果他知道答案，也不会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了。

在采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到去年写的另一个杀妻案——《运城女教师遇害案时隔22年再开庭：嫌疑人从被判无罪到再被起诉》。2003年山西一位女教师被害，其丈夫是唯一嫌疑人。两个案子有太多相似之处，特别是男方的家庭，上面都是姐姐，他在家里为所欲为，甚至犯案后，全家包庇，突破许多证人做伪证。

算起来，这位丈夫已经是张鑫的上一代人了，真希望有一天，这样的悲剧能不再“轮回”。

作者 | 黄依琳

编辑 | 王可

校对 | 李立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