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起小案里，法官的三次“不放心”

“那天一打电话，我就要流泪，法官还想着我有人管没人管……”

5月28日，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处居民楼里，80多岁的李某与董利娟面对面坐着，直抹眼泪。房间里堆着药瓶，轮椅靠在床边，桌上的西红柿红得扎眼——那是大女儿听母亲念叨后专门送来的。

就在一年多前，这对母女还在法庭对峙。

事情要从一套房子说起。多年前，李某和老伴儿卖掉唯一的住房，得款600万元，用于支援两个女儿。女儿们与老人约定：小女儿赡养父亲，大女儿赡养母亲。2023年，大女儿把母亲送进福利中心，签了养老服务合同。当年10月，她停止付费。2025年2月，福利中心把李某和大女儿告上法庭，要求解约、腾房、补费。

接到法院电话，李某犯起了难：腿脚不好，去不了法院啊。

承办此案的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卢沟桥人民法庭庭长董利娟。她第一件“不放心”的事，就是老人跑不动。二话不说，董利娟和书记员把巡回法庭开进了福利中心——国徽搁在窗台上，法官坐在床边，庭审就在这间小屋里进行。

案子本身并不复杂。合同解除条件早就满足了，按理说判决解除合同、付欠费、腾房子，此案就能审结，但董利娟心里嘀咕：“判了以后，老人往哪儿去？”如果一判了之，李某面临强制腾房，执行成本也极高。程序上结案容易，实质上解纷难——董利娟又“不放心”了。

果然，庭审结束后，李某就向她说道：“法官，别让我腾房，我没地方去。”

董利娟试着找福利中心商量：费用补上后，能否让老人继续住？但对方评估风险后，拒绝了。她只好调转方向——从改善母女关系入手。

可这母女俩的心结不是一天结下的。大女儿在电话里跟法官说着自己的苦楚：“我是没有童年的。”原来母亲再婚后有了妹妹，她从小就被送到了姥姥家生活。卖房款的事更让她委屈：继父把一半房款全给了妹妹，而母亲不仅没把另一半全给她，还时常跟她算账。“说好养老服务费各掏一半，她自己交着交着就不交了。”

董利娟听完，转头说给李某听。李某又心寒又无奈：我心里一直挂念老大啊，离了婚后，我事事都特别留意着。留些卖房款给自己，也是因为心里不踏实……

就这样，法官在母女之间当起了“传话筒”。光电话就打了十几通。大女儿回忆：“有回都晚上8点多了，来电显示还是法院座机。董法官说话嘎嘣利落脆，没一句废话。”

看时机差不多了，董利娟开始劝大女儿。她先动之以情：孝不比兄，穷不怨父，你分了200多万房款，就算再照顾老母亲几年，能抵得过生养之恩？她都80多了，别给自己留遗憾。再说你也到了花甲之年，对父母的态度也会影响子女对你的态度。

再晓之以理：“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，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。你母亲真要起诉，那笔钱不一定留得住。”

针对此前继父已经去世，现在只余一个母亲需要照顾的客观情况，董利娟又联系了小女儿：“赡养义务不因口头约定而免除，母亲现在面临困难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”

一遍遍沟通下来，几方终于达成一致：大女儿支付欠费，把母亲接出福利中心赡养；小女儿也表示愿意为姐姐支付费用提供连带保证，保证不再拖欠福利中心费用。

案子结了，可过了些日子，董利娟还是“不放心”——老人有没有地方住？现在过得好不好？

她拨通了电话，再次登门，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。

临走时，看着房间内整洁干净、李某精气神还算不错，董利娟的心里踏实多了。

本文转自人民法院报2026年06月16日第7版

供稿：北京丰台法院

编辑：杨士霞 任优优

审核：李泽